圖 / 導演陸川
文 / 丘德真

人們是否能夠從歷史中汲取教訓,關鍵在於觀看歷史的方式。要是舊悲劇淪為挑撥新仇恨的政治工具,未來必然慘澹。對此,陸川藉由他的新作,提供了一個觀看這段歷史的全新視線;他企圖透過《南京!南京!》與觀眾分享一段稀釋對立和仇恨的歷史詮釋。

看到戰爭雙方的面目

「南京大屠殺」,是亞洲現代史中最受爭議的事件之一;數十年來,除了各方自說自話之外,戰後世代從該段歷史留下的教訓中學到了甚麼?或許,所有設定該段歷史為故事背景的電影作品,都必須回應這問題。而陸川的回應是:「我在電影中,要大家看到戰爭雙方的臉,也就是戰爭中的人性。」

1937年12月13日,日本陸軍大將松井石根率領上海派遣軍與第10軍攻陷當時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市,在隨後的六週內,大批平民死傷、婦女被強暴,一般估計平民被日軍殺害人數高達六位數字(華人社會主流論述認為至少三十萬人,而日本多位學者亦認為,受害者肯定超十萬人〔笠原十九司、洞富雄、藤原彰等〕);但有部份學者指出,受害人僅限於五位數字或以下〔如畝本正己、板倉由明等〕,甚至,有學者全盤否定事件的真實性〔如鈴木明、田中正明等)。

對於遇難者的數字,人們各自執著於某些證據、某些說詞;但是陸川曾透過中國大陸《成都日報》的報導提醒大家:「……隨便問走在街上的〔人〕,問他,你知道南京大屠殺嗎?知道……可能他會知道三十萬這個數字……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說出一個在南京大屠殺中被殺害的我們俘虜的名字……」

戰爭滅絕人性;但我們觀看歷史的方式,又何嘗不是?陸川向《破報》記者表示,中國現代史對「南京大屠殺」的呈現,都僅僅著重於事件的紀錄,人們對受害者本身卻是沒有印象,其實受害者本來是不應被忘懷的,但他們的面目反而是模糊的。

到底,該段歷史是喚醒了人們對和諧共處的重視,還是替日後的衝突預留伏筆?如果是後者,是歷史的死難者所樂見的嗎?正如海明威所說:「不論是有多必要,不論是否出師有名,戰爭就罪惡。」但至於前者,到底能如何達成?歷史如何能成為喚醒了人們重視和諧價值的力量?

柝解「敵、我」的假想意識

人們是否能從歷史中獲得教訓,總是受制於人們觀看歷史的方式。顯然,針對「南京大屠殺」,我們需要一個全新觀看歷史的視角。而《南京!南京!》的敘事形式,則正是對此作出正面回應。該片大部分篇幅,是循著角川(一名日本軍人)的視線推展,在相當程度上,陸川試圖呈現一個日本軍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殺」故事。這或多或少令人想起克林‧伊斯威特所執導的《來自硫磺島的信》(Letters from Iwo Jima)。不過,《來自硫磺島的信》是作為稍早前推出《硫磺島的英雄們》(Flags of Our Fathers)組成的二部曲作品的一部分;而陸川則憑藉《南京!南京!》,一舉柝解「敵、我」的想像。

陸川承認,他這樣做的用意,旨在打破電影導演個人國族身份的局限,進而打破歷史視線的局限。另外,畫面上同樣搶眼的,是片中對演員臉部特寫的處理。他說:「在拍攝期間,我們在這方面花了很多功夫,包括化妝、攝影、燈光等。戰爭中的臉,是很重要的;看著臉我們就看到一個從人性出發的關照。」

陸川舉例指出:影片後段角川在日軍祭祀儀式中,本來是在參與集體舞蹈;本來只是盡他軍人的本份而已,但他後來卻或多或少地樂在其中,這種快感成為了戰爭中惡的動力;接著穿插一段他和同伴在聲嘶力竭的納喊場面,是戰爭中的超現實展現,直指某種靈魂深處的野蠻本質;隨後回到角川的臉部特寫──這段蒙太奇組合意圖貫串著一個令人難過的事實:戰爭除了是肉體的屠殺之外,更是精神的屠殺!

人性價值凌駕國族身份

「日本軍隊基層士兵實際上都是日本普通民眾,而恰恰是這些普通民眾在異國他鄉作了非常可怕的事情……」陸川說:「作為一個導演,如果要表達一個更大的關懷,我覺得那位日本兵的觀點是必要的。七十年前,很多日本軍人其實都是基層士兵;當我們對戰爭進行反思,就不能忘了這些日本兵也是戰爭的受害者。」

《南京!南京!》其實在相當程度上,呼應了2006年高群書執導的《東京審判》在影片一開頭設定的歷史觀點──《東京審判》借用男主角梅汝璈(劉松仁飾;扮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京大審中的一名中國籍檢察官)的自述:「我終於看到了橫濱和東京被炸後的情形……」梅汝璈明白指出,日本人民根本上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受害者。《東京審判》借用中國檢察官的角色,試圖替「南京大屠殺」定調為:是少數軍事將領指導的不當行為,日本人民不該被當成是責難的對象。《東京審判》從影片一開始就導入道德議題;而《南京!南京!》則另闢蹊徑,聚焦於一名日本基層軍人的良知和無力,逐步揭示若干人性共有的基本價值。

在構思和攝製期間,陸川力圖貫徹該片作為「對戰爭進行反思」這一基本初衷;此外在公映前,他還特地找了六、七名在中國讀書的日本留學生觀看試片;他說:「看完後,大家一片默靜,一句話都沒有說,足足有三、五分鐘之久;然後,有好幾位向我躹個躬就走了。我問他們,你們相信影片中的事情嗎?他們說『相信』。不過沒有說些其他的意見就是。」

對於陸川重構觀看歷史視線的企圖,在中國大陸引起了兩極的反應,他說:「要不就是非常反對,要不就是非常贊成;例如今年的華表獎,就連一項提名都沒有,但是上海世博會,卻因為喜歡這部片而找我當國家館的總導演;都是政府單位,但也這麼不同。」陸川補充,還有一些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威脅要拿他的命呢!

中國大陸網友對該片反應最大的一點,是有人指該片(特別是後段和結尾)對日本軍人角川的「美化」;對於這些評論,陸川表示不敢苟同,他說:這是戰爭中的人性,戰爭雙方的人性都是值得觀看的。

有趣的是,1987年由謝光寧編劇和羅冠群執導的《屠城血證》,對日本軍人在事件中的內心掙扎也著墨甚多,特別是在日軍中尉笠原和來自東北的柳晶昌之間的愛情橋段中,也試圖導入人性價值與國族身份對峙的議題。該片同年獲中國廣電部優秀影片獎,以及於1991年獲日本東京世界和平電影節故事片獎。但《屠城血證》和《南京!南京!》有所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人性終究向國族身份投降;而陸川的作品中,則明白宣告人性價值勢必凌駕於國族身份。

《南京!南京!》全片以黑白呈現,此舉是否能稀釋中國大陸部分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激烈情緒,目前尚未可料;不過,陸川對於畫面色彩的節制,自有一定原因。陸川解釋,採用黑白的決定,主要是因為兩個考慮,他說:「我個人很討壓在畫面中出現血的顏色,我覺得呈現暴力是一回事,但賣弄血腥暴力,是很不負責任的導演行為,我是利用黑白來規避這一點;另外,我考慮到黑白所具有的提純作用,讓觀眾不必受顏色干擾,而更關注影像和情節本身。」

拒絕渲染仇恨,放眼戰後世代的未來,是陸川希望傳達的主要訊息之一;對此,他在影片結尾安排一名小童在花間田野快樂地玩耍。不過,這樣的結尾又成為了另一個受到中國大陸觀眾質疑的焦點。不少人並不明白,在那樣的歷史脈絡下,為何會快樂到這地步?當《破報》記者問及陸川自己怎麼看待這些質問時,他回答:「小孩總是能夠比大人更快走出傷痛、遺忘傷痕的,一個小孩在經歷刧難後獲得重生,他可以快快樂樂地玩耍,我不覺得有甚麼不妥。」當記者進一步追問「這是否也是他對人們走出二次世界大戰傷痛的期許?」時,他說:「也有這個意思。」

她的故事──her-story

除了兒童之外,以「南京大逃殺」作為故事題材的各電影作品中,大多不忘針對戰爭中女性的處境加以著墨;上文提到的《屠城血證》,主要呼應華人主流社會中的記憶,集中再現戰爭對女性的毒害;但到了1995年吳子牛執導、台、港、中三地合作的《南京1937》,故事中導入一名擁有中國人配偶的日本女子理恵子(早乙女愛飾),受害女性的面貎不再局限於「日軍姦淫中國婦女」的橋段,也就是說,該片拒絕將「女性受害者」的形象化約為一個激發國族團結和排外丸恨的工具──在影片初段,該對夫妻在爭取逃入安全區時,理惠子就不得不掩飾自己的國籍,《南京1937》企圖導入女性的觀點,旨在控訴國族意識的狹隘本質。

歷史不應該只是「他的故事──his-story」,而更應該是「她的故事──her-story」;Casey Miller和Kate Swift 在《辭與女性》(Words & Women)一書中指出,爭取採用 “herstory”一辭,旨在強調過去女性作為推動人類文明進程的力量,一直被低估了。《南京!南京!》加強聚焦戰爭中的女性處境,一方面企圖在戰爭敘述中平衡兩性比重;同時,亦借用戰爭中兩位女性性工作者角色,明白宣告國族想像的愚蠢和荒謬。

環顧過往其他樣以「南京大屠殺」作為題材的作品,循性工作者觀點作為敘事主線者,並不多見。《南京!南京!》是難得的一部,同時張藝謀未完成的新作《金陵十三釵》亦是另一部。

《南京!南京!》在故事中導入兩名女性性工作者,一位是慰安婦百合子(宮本裕子飾),另一位是小江(江一燕飾)。這兩名角色雖然各自有其心路歷程,但是共通的一點是:「敵我」、「勝敗」、「榮辱」……等政客慣常在戰爭中誇大的虛構意識,對她們來說,根本就不值一提!對百合子來說,最大的快樂莫過於來自家鄉的小吃(更重要的是「家鄉的氣味」);對小江來說,「打完仗還得靠這個〔女體〕吃飯呢。」百合子回味戰前能夠留著家鄉的溫馨,小江著眼未來的生計,兩名女性性工作者分別揭穿戰爭當下的不合情、理。

戰爭記憶昇華

對於該片即將在台灣上映,陸川抱持高度樂觀和期待的態度。他坦承,他了解台灣的特殊歷史背景,導致台灣觀眾會有和中國大陸不一樣反應;但他相信,台灣素來擁有言論開放的空間,故此觀眾必定會以開放的立場來討論該片。

雖然「南京大屠殺」距今已七十多年,始終備受各界爭議不斷。顯然,由於爭議各方的視角局限,導致該段歷史始終是華人社會的傷痛,始終是中國和日本兩地民族主義者角力的言論戰場,始終是日本戰後世代代民眾的一個莫須有的歷史負擔;換言之,該段歷史始終停留在一個「受爭議的焦點」的層次──華人社會主流意見不滿日本政府並未正式道歉,而戰後日本主流社會則不明白這議題的意義在那裡;戰爭記憶留給我們的,是下一個衝突的可能性?還是一個和解、和諧,以及和平的召喚?這可能取決於我們如何觀看和敘述這段歷史的方式;《南京!南京!》告別爭議,重新聚焦於人性共享的情感,明白指示著一條將戰爭記憶昇華成為歷史智慧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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